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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院长、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郑少华教授表示，上海自贸区建设是审视法治中国建设非常好的窗口。2011年，广东省出台《广东省实施〈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年)保障条例〉》时，地方立法部门就对其中的某些条款产生了激烈争议。

而法治中国是提升精神和制度资源，形成适合现代国家治理需求模式的根本出路。从1978年启动改革开放，到1984年提出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用了整整14年时间才登堂入室，进入新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依照法律的基本精神，依照价值取向也是依法改革的具体体现。而如今，在建设法治中国的进程中，先行先试则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是否违反法律的质疑。如果说摸着石头过河是破的过程，那么建设法治中国就是立的过程。

  法治中国是中国梦的一部分 无需追溯太长的历史，改革开放伊始，提出打破计划经济，实行改革开放的同时，邓小平就明确提出了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的问题。比如，80年代的土地改革，就与当时的法律不相一致。强文对中国语境的判断是，中国是一个超大型的文明国家，因此不能完全照搬一元化的国家律法帝国的治理模式。

针对党员的纪律规范不可避免地对这些社会组织产生这样那样或多或少的影响。强调党的领导，强调行政权力的重要性，这些作为学术观点本来都无不可。-------------------------------------------------------------------------------- [1] 强世功，法治中国的道路选择，《文化纵横》2014年8月号。多元主义背后的逻辑是，每一社会领域——萨利.摩尔把能够产生自身规则、同时又不可避免受到外部规则影响的社会领域称作半自治的社会领域[6]——都享有一定的自治性，有自身的逻辑和特征，在其运作过程中会自然生发出自己的秩序。

根据法律多元主义的法律观，它无疑具有某种内部法律性质。社会自治——无论是国家内部的社会还是全球范围内的社会——成为真正根本性的价值目标。

如果忠实于法律多元主义的社会自治理想图景，就应当视党的政策为威胁，而不是象强文所强调的那样将其作为该图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包括中国法律在内的许多国家法律对适用的超国家规范予以承认。[2] 例如，塔玛纳哈声称在关于法律与社会的一般法理学中应当摒弃关于正当性的事业。[7]法律多元主义不是绝对反对国家律法，而是反对国家律法的帝国主义倾向，即不正当地用强制手段侵入其他自主或半自主的社会领域的倾向。

这就是所谓法律多元主义的由来。法律多元主义运动的滥觞，确实是意在纠正将国家制订的法律作为唯一的法律这样一种实证主义谬误。党规党法是面向政党内部，规范党员的纪律和自治规则。但是从该文的字里行间可以强烈感受到作者的规范性企图，即以法律多元主义理论为中国模式下的党规党政和行政权力进行正当性辩护。

从这些规则在现实中能够得到有效执行这一角度出发，把这些规则叫做法律似乎也未尝不可。是道德侵入法律，而非相反。

然而，淮南之橘，淮北为枳。但仔细阅读，会发现社会习惯法这一法律多元主义图景中本应具有的主色调，被不恰当地置于一个陪衬和可有可无的位置，陪太子读书。

[9] 党规党法与党的政策在性质上是截然不同的。连霍布斯自己都不得不承认公民面对国家利维坦有自我保存的最基本权利。如果忠实于党的政策在现行体制下的角色和作用，那就连作者所批判的形式上的国家律法中心主义都达不到，更遑论法律多元主义和社会自治。乍一看来，反对司法中心主义这一论点似乎也是法律多元主义在制度层面的再自然不过的延伸。见富勒，《法律的道德性》，郑戈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二章。法律多元主义这一刚刚兴起三十多年的时髦话语，因为其去中心化以及反对正当性论证[2]的特征，似乎成了党权和超级行政权见容于宪政和法治理论的一棵救命的理论稻草。

唯一能够制约国家主权权力的是其他主权国家。法律多元主义对国家法律中心主义的祛魅主要在两个层面进行：第一是在空间意义的国家外部兴起诸多非国家和超国家规范，例如国际法、跨地区和世界性经济或政治安排如WTO和欧盟，以及国际人权公约等。

国家利维坦这一现代性建构甫一出现，就面临着对国家权力的限制的问题。它是法律、法规、规章以及其他正式或非正式的社会治理规范的真正基础。

如果考虑到社会对公共部门的制衡以及社会自治这一多元主义的根本理想，就更应该大力削弱公权力，让社会自发秩序真正得到生长。法律基本上是主权者行使主权的工具。

但多元化本身不是内在价值而只具有工具性的价值。法律多元主义的价值性方面是与本文最具相关性的。这一图景一方面削弱国家律法、法院司法的正当性——这似乎是法律多元主义思想的题中应有之义，另一方面，却刻意将党规党法、党的政策以及行政部门作为法律多元化的重要一极而予以渲染。第二次是随着现代资本主义殖民帝国的兴起，在各殖民地广泛存在的宗主国与殖民地当地法律并存的情况。

这正是强文声称自己所服膺的朗.富勒法律理论的核心所在。鉴于纳粹的历史教训，借鉴英国法治以普通法法院来对议会中的国王进行限制的经验，[12]以及美国的成文宪法经验，战后流行于西方世界的宪政安排更为强调法院对立法机关的制约，以及三种公权力的彼此制衡。

但这一生动例证所证实的，不是法律多元主义，而恰恰是其反面——法律帝国主义在当下中国的无比真实性。如果说党规党法还可以说是党的内部治理规则而算作自发自治的产物的话，强文进而将党的政策与党规党法并列，认为它们都属于多元主义法律的一部分，就更难以接受了。

见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邓正来译，三联书店，1997年。司法审查和权力制衡，这是在横轴上对国家权力的制约。

因为党本身并不将自己限制在一个社会领域中，党无处不在。在制约国家权力这一基本思想发展的延长线上出现了法律多元主义思潮。法治作为一种政治理想的根本性理念，其鹄的也在于限制过分的国家权力。徒法不足以自行，规则自己无法自我实施。

霍布斯的利维坦是现代国家的最典型建构：众所周知，为了和平，他赋予了国家主权者以近乎绝对的权力。甚至可以说，法院是先于法律出现的机构，法律经常只不过是法院判决的归纳和提炼。

党员在中国许多社会组织中居领导和核心地位。从社会自治这一法律多元主义的根本价值出发，在美国有人反对国家律法中心主义，尤其反对司法中心主义，这不足为奇，因为在美国制度下，这两者具有最强的帝国主义倾向。

然而，这种反对的理由和逻辑是什么？从多元主义这一术语来看，似乎其关注在于反对一元化与垄断。这就是强文所说的中共中央八项规定产生重大社会效果的原因。